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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公彦疏：史，主造文书也。

这个转向首先解构关于内在超越的两个教条——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较之西方哲学的外在超越既是独特的、也是优越的。神旨同样是无声的号令，犹如God用无声的语言来创造世界，海德格尔谓之默然无声的道说[79]、寂静之音[80]，这是中西相通的观念。

所谓周公制礼，其实就是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宗法制度。从理上说，它是形上实体。邢昺疏：恭敬鬼神而疏远之，不亵渎。汤一介尽管倡导内在超越之说，但他本人对此有所反省。[13] 黄玉顺：《现代中国哲学的困窘：西方强势话语阴影之下的文化纠缠》，《天府新论》2004年第3期。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 关于生活儒学，参见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但这一切仍然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

另外，法国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之前比较坚定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派别，也因为列宁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推崇而时常被提到。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在与日俱增。因此，真正多卷本的《西方哲学史》是在21世纪才得以问世。无论如何，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进入了系统化研究的阶段，这也意味着中国哲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性提升。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哲学研究者以极大的热情了解曾经陌生的西方哲学学术思想资源，翻译、出版和介绍西方哲学思潮成为学术发展的最直接的驱动力。这次会议对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从过去的社会性热捧逐渐转变为一种学术体系建设过程中自身的学科性存在要求。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与包括欧美国家的人民一起努力，打破文化交往和思想交流中或明或暗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世界文明和思想精华在思想碰撞磨砺和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当时，在全国各高校的哲学系中都没有开展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或设置课程，只有复旦大学还算比较系统地开设了这门课程，但也需要用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开设，而且在实际中也必须把批判作为首要的目的，否则就无法让当时的学者接触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内容。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另外，目前中国西方哲学研究也出现某种消退的趋向。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站稳脚跟，离不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我们政治上采取一边倒的做法，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中国对哲学的看法和哲学研究的态度，也必然影响到中国哲学界研究、吸收和借鉴世界范围内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的进程，必然影响到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哲学思想的发展。这一状态是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

我们仍然将关注西方哲学的发展，不像西方人那样忽视东方文明的智慧。其中，有关西方哲学研究的专业机构和期刊也得以创办。

这种不对等越来越显得有些奇怪。另一方面，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学术界开始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关注中国了，也有某些人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开始对中国的崛起感到焦虑，展开对中国文化思想的歪曲式理解。

西方新出现的思潮，很快就会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反应。这种文化态度与我们政治上左的倾向相互促进，显然成为中国在社会主义探索中走了弯路甚至出现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原因之一。冯定、贺麟、严群、熊伟、齐良骥等老专家和许多中青年学者约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大大扩展了中国人民的思想眼界和理论视野。当时的西方学术研究已经走上了近代科学探索之路，与最初的科学研究关联在一起的思想也对中国的有识之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然，对于西方哲学，包括西方哲学史和现当代西方哲学，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和研究。

⑩张汝伦：《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四十年来西方哲学研究的反思与前瞻》《哲学动态》2018年第9期。第二，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研究越来越具有同步追踪的特点，欧美哲学思潮的变化很快就会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回声。

早在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杂志夏季号上发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是对苏东剧变之后，美欧对失去与苏联集团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后寻找新的敌人的适应性反映，当时亨廷顿就提到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问题。然而，不能因为西方某些势力对我们的围堵，我们就放弃对西方哲学和思想文化的研究。

另外，教材质量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中国的这一发展进程，变化有些太快了，以致于我们自己和国外都面临着如何适应这个变化的问题。

一是年轻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多在欧美有留学的经历，许多人拥有欧美大学的博士学位。中国哲学界既从这些思想流派中觅寻到许多理论发展的新问题，同时也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对它们进行了分析批判，并且在这个研究进程中注入了中华民族的和时代的视角。自身作为非洲裔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基伦·斯金纳，在参加华盛顿一个智库活动的讲话中，把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形容为中西文明和意识形态的争斗，她竟然还罔顾历史事实把中国称为美国历史上面对的第一个所谓非白人的战略竞争对手。⑨江怡：《40年来的中国分析哲学研究：问题与挑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对人的哲学的研究热潮，显然来自对过去忽视人、人的自主意识以及人的权利现象的反应，也是对这种现象的批判与超越。特朗普等人抛弃了理性思维，也就抛弃了西方哲学的传统，这必然侵蚀欧美的软实力。

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在当时许多年轻人思想意识里所思所想的，无非是欧美社会为什么经济社会发达？那可能就是因为它们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其社会制度的原因，社会制度背后则是有文化和思想基础根源的，而支撑整个发展进程的思想性、本源性基础，就应该是来自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探讨传统。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西方各种哲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尤其要批判其为资本主义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殖民主义和霸权辩护的狭隘立场和话语体系。因此，官方和一些比较传统的学者对西方哲学采取了一些批评和抑制的行为，不时也开展一些程度不同的批判性活动。

三、以自信的态度与西方哲学对话的阶段(2012年至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在那个时期，欧美世界已经开始反思哲学人本主义的问题和局限性了，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哲学思潮使西方哲学进入方法论上的反人本主义的阶段，导致流行的学术词语是所谓主体性的黄昏，甚至有人模仿尼采的上帝死了说什么人死了。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对西方哲学的资源进行持续的研究，这不仅因为哲学作为一种学科机制产生于西方，而且还在于欧美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文化影响力的力量。老一辈学者如汝信、邢贲思先生都是既研究西方哲学，也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问题。

近40年西方哲学研究的普遍现象是翻译体盛行，各种译名满天飞，却不知道它们真正在说什么⑩。进入新时代，中国学者无论从视野和方法上都已经更加自信，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也就展现出了某些新的特征和趋势。

西方思想给曾经单调的中国学术界带来新鲜感，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寻找和阅读西方哲学，如果在言谈中不带点西方哲学的概念，都觉得自己落伍了。尽管是精装本，但仍然销量很大。

记得当时人民出版社就出版过一些内部发行的书籍，而这种书籍非常吸引学者和年轻人，书一出版往往都希望托人买到手，先睹为快。当时，也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角度，把16—19世纪上半叶欧洲国家的学术著作，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的著作定为翻译和出版规划的重点，力争按时保质地译好、出齐。